雷雨做客“名人大讲堂”，解码三星堆里的中原(2)

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摄影 陈羽啸

“蜀”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

出土文物造型奇异，纵目面具曾被误认为是太师椅

雷雨强调，三星堆几个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见、与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来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和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套看似怪异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的范畴。”雷雨说。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

雷雨还说，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印记，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或者习俗，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它例，因此客观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与更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与互鉴，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或者说在更远地区找到相似度较高的同类器。因此，可以理解为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鉴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的独特创造。”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一支，它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呈现出独特而瑰丽的文明特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李学勤先生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尽管它很独特，但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虽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国。”

在讲三星堆之前，雷雨首先聊起了一段记载于上古典籍中的“古蜀历史”。他说：“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国家。‘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曾参加过武王伐纣之战。根据西汉史学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朝。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所灭，蜀地从此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中。”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南部的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规模试掘，取得重大成果。在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坑周围又发现了6个新坑，面积从3.5-19平方米不等。雷雨表示，在新坑里发现的文物呈现了三星堆的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一、二号坑龙形饰件多达29件

在历史学家眼中，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更要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雷雨介绍说：“1949年后，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包括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等在内的一系列距今5100-2200年的遗址和墓葬，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年代范围、文化面貌、社会发展阶段观察，可以肯定它们是古代蜀人的历史遗存，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

青铜神树上的中原纹饰

6月13日，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发布了最新考古成果，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等文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但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在中国的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地方上零星的记载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因此，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众多的古蜀文明遗址中，三星堆是最为核心的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使得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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